Wenn der zweite Schuh herunterfällt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曾于六四后做出“天安们广场没有发生屠杀”的证言，2009年因发起“零八宪章”活动而被判11年徒刑，在法庭上又做了“我没有敌人”的辩诉。部分流亡海外的中国难民对刘晓波这两件事有意见，在刘晓波获诺奖前后对他提出不断的批评甚至侮辱。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塔·米勒女士为刘晓波抱不平，故有此文，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
柏林文学节在2011年3月20日举办了刘晓波作品朗诵会，抗议中国政府为封杀思想自由而关押刘晓波。3月20日当天，全世界多项文学活动和广播电台朗诵了刘晓波的诗作《和灰尘一起等我–给终日等待的妻》及其参与撰写的《零八宪章》。与此同时，活动组织者还公布了一份呼吁释放刘晓波的声明，签署者包括了一大批著名作家如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拉什迪（Salman Rushdie），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和略萨（Mario Vargas Llosa）。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塔·米勒女士赶来参加晚会。这位当年在罗马尼亚出生成长的女作家，对自由有着非同寻常的感受。正因如此，刘晓波被重判11年之后米勒曾亲自向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写信，推荐刘晓波为2010年的诺奖候选人。她在演讲中不仅向约100名观众讲述了刘晓波以及刘晓波关注的事业，还不无凄凉地描述了刘晓波的妻子、诗人与艺术家刘霞的境遇。米勒在演讲中说到，刘晓波被捕后，刘霞曾对朋友说起，以前她一直担心地等待着什么时候落下第二只鞋，整天度日于惶恐之中。现在，那第二只鞋终于落了下来，她也就不再担心什么了。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公布后不久，刘霞曾到锦州监狱探望丈夫，但返回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再过一段时间，刘霞便被软禁起来，目前外界对她的状况几乎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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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运动的领袖在运动后期被人们冠以“自由斗士”的称号。我认为，这样的“自由斗士”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类型：过于自信者和自我怀疑者。通常这二种类型是互相排斥的，但在刘晓波身上这二者却溶为一体，这就使他如此地真实。
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只要反抗的气氛还存在，为了经受住绝食，为了与军队谈判，并且在谈判失败后赢得两小时的期限，使数千人在装甲车向民众扫射前能够撤离，过度的自信以及出于生的渴望而不畏惧死的勇气，都是必要的。既然血流成河是这个政权已经决定的事，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而作出努力，就更需要惊人的耐心。我们知道，该政权一再表明，只要民众敢于动摇专制统治，党的行动纲领允许大开杀戒。真的开枪了，但不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大屠杀发生在周围的街道上，而不是在广场。一个失败，但这不是示威者的失败，而是中国共产党不计后果，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不惜一切代价的失败。
中国流亡者发来的卑鄙的电子邮件
六四运动失败了，动荡后一切安静了下来，这时刘晓波产生了自我怀疑，随之而来的是思想的孤独。我尝试着去想象：晓波是如此孤独和压抑，好像光着脚走过自己的额头，千百遍地从左脑走到右脑。一个像他那样严谨知性的人，不带内疚感就完全无法分析这场运动的失败。当时在广场上，他的形象必须是人们愿意看见的样子：一个以1比1000的比例扩大了的形象。他必须成为符合人们期待的英雄，他做到了。但之后的失败又把他打回原型，可以说是一个1比1的还原，这是双方（刘晓波和群众——译者注）的不幸。并非所有的“英雄”都有这样的结局，但晓波的确是如此的遭遇。
刘晓波将自己置于内疚感之中（因为流血的结局——译者注），他把对自己的怀疑毫不保留地公开表达出来，这对刘晓波本身是一个陷阱，因为许多人、甚至远离中国的流亡者，抓住它不放。我对哈维尔提名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建议表示支持，接着就收到中国的海外流亡者的一些卑鄙的电子邮件，其内容是对晓波的诽谤中伤，检举揭发，无所顾忌地毁誉。或许流亡阵营被中国的情治人员所渗透，或许是精神错乱的海外流亡者失去了理性，他们的革命仅仅是在报纸上推行，写点文字就算暴动。与此同时，在国内的其他异议人士却在困境中不断摸索，这些国内的异议人士必然会犯错，因为他们在行动。
在昏暗的囚室里捡豆子
刘晓波总是潜意识地沉浸在对自由的渴望和强烈的孤独感中。他从所有经历的失败中和具有很大风险的（对政府的）批判中恢复了平静，坚持的勇气和长期的恐惧感占据了他的脑海。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运动开始时，他离开了纽约。他付出的代价是三年的监狱和劳改生活。日复一日，他在牢里必须把豌豆按照不同的颜色筛选，开始是在室外，后来在一个昏暗潮湿的囚室。
为什么？因为当局希望通过这个筛选豆子的劳动让他的视力下降，剧烈损坏他的视力，这样他就不能再阅读和书写——不能做一个知识分子的工作。为了给他施加压力，刘晓波白发苍苍的老父被带到监狱与他见面。刘父说服他的儿子作出让步——刘晓波接受了：他在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大屠杀的供词上签押。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大屠杀，这一半是真实，一半是谎言。大屠杀没有发生在天安门，而是发生在临近天安门广场的街道。晓波做出这样的供词后获释，但供词里的每句话都被滥用，成了政治勒索，这本来就是这份供词的目的。那一半谎言是真实无误的，但它吞噬了整个事件所有的真实。
在这件事上，刘晓波从来没有原谅自己。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一个强大帝国和筛选的豆子，豆子和坦克，豆子和党，豆子和权贵。豆子像是人类的暴力，但也许筛选豆子不是依靠眼睛和手指的精细工作，而是深刻的理解。因为刘晓波再次找回了自我。他发起《零八宪章》运动，为此他被判刑11年。当刘晓波被捕时，有303个人在宪章上签名，这个数字最后超过了1万。
过度的惩罚
11年——当局对晓波的惩罚比其他人都严厉。为什么？在监狱改造和供词这些事发生以后，《零八宪章》被当局视为晓波的复仇行动。当局认识到，刘晓波作为人的尊严并没有被摧毁，并认为这是对他们权力的羞辱。虽然当局不承认，但他们可怜地站在那里被羞辱。当局对付晓波的手段是如此卑鄙，就像他们自己的形象那样卑鄙。这就是判刑那么严厉的缘故。
道德可以在无声中、却坚毅地进行着，刘晓波就是一个明证。道德对自己个人是一种折磨，但在公众场合却顽强地坚持。早在还没有展示在公众场合时，道德已经开始；到消失于公众场合之后，道德依旧没有终止，因为道德存在于细节之中。Eugène Ionesco（欧仁·尤内斯库，1909. 11.26.－1994.3.28.，罗马尼亚及法国剧作家，荒诞派戏剧最著名代表之一——译者）说：“既然不让我们活，那我们就活在细节之中。”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谈到11年刑期时说：“以前，她一直担心地等待着什么时候会从房顶落下第二只鞋，整天度日于惶恐之中。现在，那第二只鞋终于落了下来，她也就不再担心什么了。”她在贝岭写的刘晓波传的序言中写到：“（他）为自由而牺牲了”（302页）。
是的，如果第二只鞋子落下，这幅画面是一样的沉重和痛苦。如果第二只鞋子落下，一切都被剥夺。刘晓波真的该被判11年，让他光着脚千百遍地从自己的前额走过，从脑的一侧走向另一侧？我们呼吁立即释放他。这个判决应该属于那些宣布关押刘晓波的人，他们的双手沾满鲜血。
刘晓波需要我们的支持
但是，需要支持的不仅是他。这个政权越来越缺乏安全感，越来越多的零八宪章支持者消失于监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