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7日，正值利比亚政府军即将攻陷反政府军大堡垒班加西之际，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973号决议。决议认为目前在利比亚发生、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攻击可构成危害人类罪，要求利比亚政府立即停火，全面停止暴力和对平民的所有袭击和虐待。具体作出以下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授权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聚居地；允许搜查船隻和飞机，加强武器禁运和针对僱佣兵的行动；冻结利比亚政府持有的资产，并重申此类资产应该有利于利比亚人民；设立专家团监察和促进制裁的执行；决定把2011年2月15日以来的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局势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5个常任和10个当选现任安理会理事国表决通过该决议时，有10个理事国投赞成票，5个投弃权票。这次投票结果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德国没有与英美法盟国保持行动一致而投了弃权票。人们不由对德国的外交动向猜测纷纷。
德国政府对投弃权票的解释是：德国已派出5000士兵协助北约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没有能力、也不愿再派出兵力到利比亚执行禁飞，因此不愿承揽力所不逮的任务。德国投弃权票的消息一见报，不仅德国各大报刊舆论哗然，反响激烈，执政的基民联与反对党社民党和绿党的许多资深政治家都纷纷提出批评。支持投弃权票的人认为，实行禁飞其实就是一种宣战行为，这种宣战行为如果在短期内不能逼降军力远大于反叛军的卡扎菲军队，那战事将扩大，西方将又陷入一场长久的消耗战。他们认为，这是德国再也承受不了的。批评投弃权票的人则认为，德国完全可以投赞成票而向其盟国作出无法出军参与禁飞行动的解释。基民盟前秘书长盖斯勒尔认为，德国的弃权是一个严重错误，社民党前发展援助部部长维佐列克·茨埃尔认为，投弃权票是德国的耻辱。绿党前联邦外交部长菲舍尔更撰文《德国外交政策——一场闹剧》抨击现任政府的地方主义狭隘思想和所犯的不可思议的错误，并指出此次不负责任的弃权之举打碎了德国欲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梦想，也损害了德国为建立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所作出的努力。
令人更吃惊的是，明镜周刊在线网从自民党内部得悉，任外交部长兼自民党主席威斯特维勒原意是要其驻联合国大使在安理会投反对票，经默克尔总理劝说才作出投弃权票的妥协。两位党魁为何最近在一些事上“出牌”有违常理，这可能必须与德国政局联系起来看。
3月27日德国有两个州举行了州议会选举，其中基盟党与自民党长期联合执政的巴符州选举尤为重要，失去这个州的执政地位意味许多法案将很难在参议院通过，而且默克尔与威斯特维勒两人的党魁地位也将受到影响——27日选举结果基民盟与自民党惨败，绿党出人意外成为该州第二大党，首次有权坐上州长席位。
不巧在选举之前发生了日本的福岛核电厂事件和出现利比亚平民面临惨遭杀戮的局面。前者使黑黄联合政府陷入必须对其刚修改过的核能政策进行辩解的窘境；后者直接考验政府领导人应对涉及紧急国际人道主义灾难的能力。去年十月默克尔为了照顾合作伙伴自民党的利益，不顾德国大多数民众和本党环境部长勒特根的反对，让德国核电厂的运营期限平均延长12年。没想到日本发生了福岛核事件，令默克尔悔不当初，也顾不得威斯特维勒反对不反对就宣布延缓三个月执行去年通过的法令，以期平息众怒。接着又冒出该不该支持在利比亚实行禁飞的难题。威斯特维勒在埃及人民推翻穆巴拉克政权后曾跑到埃及开罗的解放广场，让广场群众赞扬他这位德国“自由民主”党（欧洲的自由民主党与美国的共和党有很多共同点，所维护的自由民主主要是企业界的自由民主）主席对他们的支持——其实他只不过提供过口头上的支持。起初他看到卡扎菲军队对利比亚人民进行反扑镇压时，也曾高呼应对利比亚实行制裁和禁飞，也主张推翻卡扎菲及把他送交国际法庭审判。然而，处于选举的考虑他突然改变了禁飞的立场。默克尔由于在匆忙决定延缓执行延长核反应堆运营期限的法令这件事上擅自作主，没与威斯特维勒进行充分商讨，有点心亏，因而不想就安理会的投票事过多干涉他的职权，以免引起这位合作伙伴过多的不快。这种心理可以从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后看出来：默克尔急忙出来解释，德国投弃权票并不表示不支持禁飞，而且还低声下气地跑到巴黎参加法国召开的禁飞协调行动会议。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勒维评论威斯特维勒外长是德国最糟糕的外长。从威斯特维勒在德国政治人物得宠率排行表上排在末位的情况来看，勒维对他的评价不算离谱。威斯特维勒授命投弃权票所下的这步险棋会有什么后果尚难判断。不过，从德国一百多年来的外交沧桑来看，他这着险棋决不是高招。
1871年俾斯麦首相通过发动三场战争使德国成为统一的国家后，他便推行一种势力均衡的外交政策，不搞扩张，韬光养晦，尽力搞好睦邻关系，德国国力从而得到很大的发展。威廉二世继承父亲皇位上台后，德国已是崛起的大国。由于他在政见上与俾斯麦首相诸多不合，便让俾斯麦告老还乡，自己独揽军政大权，开始参与掠夺殖民地的帝国行为，其任命的外交部长声称德国应享有“阳光下的一席之地”。就是这样一种争夺影响空间的霸权外交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后德国建立了魏玛宪政民主共和国，但凡尔赛和约犹如一个紧箍咒，使一个初尝民主宪政的共和国难以展开身手，处处受制，其外交政策基本是在与周边国家维持平稳关系及要求加入国际联盟的同时，争取国际社会松绑套在其头上的金箍儿——不公平的战争赔款、驻地占领军、军备限制和领土划定。然而，1920年代末刮起的一场世界经济危机风暴，使一个在紧箍咒阴影下挣扎的民主体制遭受沉重打击。希特勒借助经济危机煽动德国人反凡尔赛和约的情绪而取得执政权，他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反民主，实行法西斯专政。他那以扩张生存空间理论为基础的霸权外交终于使德国再度成为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二战结束后，德国被分为东西德两国。东德的内外政策一切唯苏联马首是从。西德则对魏玛共和国宪法进行了修改，建立了以确保人类尊严和人权为基础的民主宪政体制。在外交上，西德执政党基民盟与自民党执行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的政策，使其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得以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不放弃德国重新统一的目标。1970年社会民主党联合自民党执政后，西德外交政策在保持与西方结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勃兰特总理更大胆以减少生存空间——即承认战后划定的德波边界（德国战后被划给波兰和苏联的领土占原德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稍大于前东德面积），换取东西欧关系的缓和。这种正视现实、立足于改善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勇于承担历史罪责的外交政策，终于使东西德于1990年顺利和平地获得重新统一。
自统一以来，不管任何政党执政，德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多大改变，只是在承担国际维和、救援、人道主义干涉和反恐战争的责任上进行了更积极的参与。2003年德国虽然公开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但德国的这一立场与其在欧洲最重要的盟国——法国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并没有脱离与西方盟国结盟的轨道。
威斯特维勒外长决定在安理会对1973号决议投弃权票，则完全与其主要盟国英美法的立场不相一致，在德国近60多年的外交史上甚为少见。这无疑是一着险棋。如果对利比亚实行禁飞短期不见成效而使英美法又陷入一场耗时耗资的战争，维斯特维勒这一着险棋可以说下得不错，给德国减少了不少重负。但卡扎菲已是一个失道寡助的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连许多阿拉伯兄弟都欲除之而后快，他能撑下去的可能性极小。如果最终利比亚人民在国际援助下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德国可能将成为一个大输家。
西方盟国对德国的不合作行为可能不会斤斤计较，也许很快会冰释前嫌，重归和好。但阿拉伯人民的看法则难预料了，至少利比亚人民不会轻易忘记，德国在看到利比亚政府军对班加西居民即将大开杀戒的紧要关头而无动于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