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刘晓波)可能从人类社会形成开始，敌人意识就已经流入人类的血液。为了争夺生活资源或财富，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族与族之间可以残杀得你死我活，国与国之间可以爆发战争和侵略。经历这样一段野蛮时代，人类才逐步意识到社会和谐的必要，因为“仇恨的怒火不仅烧伤敌人，也将烧伤自己”（莎士比亚）。于是人类开始走向文明，在世界各种文化中，都以不同形式去减弱甚至消除人性中的敌人意识。
基督教文化中提倡“爱你的敌人”，因为“上帝的阳光既照耀好人，也照耀恶人”（圣经）。儒家文化也不主张以怨报怨，而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西方在道德上倡议基督教文化，但在现实政治中却更偏向儒家文化：纽伦堡国际法庭上审判纳粹时期的战争犯，依法判处战争犯徒刑甚至极刑——但没有一处文字上将罪犯说成敌人的，因为罪犯依旧是人，他们依旧享有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事实上，大部分被判刑者过后都被提前释放，而且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专制政权以犯罪行为迫害民众，但民众却不能以同样的犯罪行为去迫害犯罪者，其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产生一个新的专制政权。
敌人意识是在20世纪的纳粹时期和共产专制下才走向登峰造极，思维上采取冷酷的两分法：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最为践踏人权的是，只要认定是敌人，那就不再是人！就可以采取对禽兽都不忍心的残酷来对待敌人。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人的尊严遭到践踏，人的肉体遭到折磨，整个社会的敌人意识毒化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恨的教育。以致许多国人来到欧美的基督教世界，但内心依旧是共产党式、甚至文革式的斗争哲学和敌人意识。缺乏宽容，而宽容精神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敌人意识是将人视作非人，从根本上违背人权原则。所以在德国刑法上都写明：如果煽动社会将某人、某团体或某社会阶层视作敌人，那就是犯罪。
中华大地近六十年的历史中留下了无数冤魂：反右中40多万优秀青年被整得妻离子散，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3000多万民众，文革中无数善良民众被迫害致死，八九学运中政府出动坦克屠杀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那不是中共政权轻描淡写的“犯错”，那是在向中国人民犯罪，必须依法追究策划者、执行者的刑事责任——尽管如此，这里没有仇恨，只有悲哀，悲哀我中华民族的苦难深重。这些犯罪者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当然也不是朋友——依法惩办不是为了报复这些人以往的罪恶行为（传统刑法理念），而是要以此为象征在中国社会重建公正与良知，永远杜绝这种犯罪行为在中国大地重现（现代刑法理念）。中国人民将永久告别恐惧，告别绵延千年的文字狱，人人都能在阳光下自由地生活。
一个好的政府一定是充满人性的政府，好的政治一定是尊重人权的政治，好的社会一定是没有敌意的社会。在自由民主社会依旧有政治法律上的对手(Gegner)，经济贸易上的竞争者(Konkurent)，但那都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Feind)。
为自由干杯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副主任卡瑟•珐芜女士在诺奖晚宴上的祝酒词
亲爱的刘晓波：虽然你无法听到我说话，我还是把我的祝酒辞献给您，希望有一天我会与您相会、给你一份这篇祝酒词。
当我们坐在奥斯陆这些精心装饰的餐桌前，祝贺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并在这里享用美餐和美酒的时候，你却被关押在中国东北一个监狱的牢房里，不仅被剥夺了说和写的自由，而且也不能自由行动或者和你所爱的人一起。你亲爱的妻子被软禁在家，和外界所有通讯都被切断。这和今晚这里的庆祝仪式的对比无法更强烈了。当然，我们知道你明白今天在奥斯陆举行的活动，我们也知道，通过你1980年代末对奥斯陆的访问，你也了解这个城市。
作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无法透露我们做出这个决定过程中讨论过的内容，但是我想我可以做个小小的例外，当我们决定你——刘晓波有资格成为这个奖的获得者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必须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因为这个奖而带来的额外的压力，对您和您的家人来说公平吗？您是否会觉得我们给您这个奖让你的状况变得更加恶劣？
您妻子对CNN记者的第一反应是她感到极大的冲击和高兴，“能获得这个奖是一个巨大的荣耀，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责任。”当她两天后在监狱里和您会面的时候，您高兴的流泪，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勇气把这个奖给予一个在监狱的”罪犯“，读到这些回应后，我如释重负，同时也十分欣慰，因为这表明您绝不是一个不情愿的得奖者。
1988年11月当你在奥斯陆的时候，你才33岁，因为非传统和无所畏惧而闻名。你在奥斯陆写了一封信给你生活在北京的澳大利亚朋友杰里米。巴梅（Geremie Barmé），在信里，你自我评价到：也许我的个性使得到哪里都四处撞墙，但是即使我撞得头破血流，我也接受。起码，这是我自己导致的，我不会责怪别人。
在接下来的22年里，你一直为你的信念和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而持续抗争，你写道：“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人类追寻自由的努力”。你知道，表达自由是人权的基础，也是人性的基础和真理的源头。
你说，你自己要求自己过一种真诚的，负责任的，有尊严的生活。毫无疑问，你是按照这些价值去生活的。虽然你被剥夺了几乎所有对你弥足珍贵的东西，你的妻子，你作为一个教师的工作，你写作和参与讨论的权利，你依旧可以在去年的法庭上宣告：我没有敌人，没有仇恨。
你所犯的“罪”只是不同意中国的执政党的说法，你的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你认为是因言入罪，正如你曾经写道的：“共产独裁政权倡导的官方爱国主义，是把政党混淆为国家的制度性谬误。”
当我认为你为改变中国付出的努力和为13亿人民争取人权的努力没有白费，我难道错了吗？不，历史会站在你那一边。我有一个小故事要告诉你。在1975年10月25日，两个积极参与挪威保守党青年运动的年轻人，设法进入了莫斯科萨哈罗夫的公寓里，几天前，萨哈罗夫被宣布为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苏联的独裁者禁止他出国去领奖，他被软禁在家，几乎不让见到任何人。
我是那两个前往表达对他支持的学生中的一个。那天已经是是周六的深夜，警察没有在他家监控，我的朋友记住了一句俄罗斯的问候语，因此萨哈罗夫让我们进去了，在他的厨房里，他给我们倒茶，拿出蜂蜜和黑面包招待我们。虽然他已经是个孱弱的人，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感受到的来自这个敢于站起来反抗那个国家的统治者的个人的力量。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见面，我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
因此，我认为应该倾听孔夫子曾经说过的“每天都拿一篮砾石到同一个地方，你将能堆成一座山。”萨哈罗夫曾经这样做了，你也在这样做。我相信，因为你的感召力、勇气和持之以恒，将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帮助你建立那座山。
我们希望在将来，你能够来奥斯陆致获奖词。我相信，你也会带上您的夫人一起来。从认识你们俩的朋友那里，我得知她一直坚定的站在你背后，没有她的支持和爱，你也许无法承受那个国家给予你的这些苦难。
在接受《观察者》的采访中，您的妻子说，自从你1999年获释以来，她就担忧你可能被再次逮捕，当她看到你在为《零八宪章》而忙碌的时候，她知道厄运可能再次来临。但是她什么也没说，“我想到的是，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如果那是他选择要做的，那就让他选择好了”你妻子如此说。
我向你致敬，刘晓波先生，因为你的勇气和你的意愿，我请求所有在座的嘉宾们举起他们的杯子向你致敬，并且表达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诺贝尔奖能保护你和你的妻子，同时继续你重要的工作。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