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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馆中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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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高度文明的欧洲,却生活着一群高级奴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例如在德国,他们就是大部分中餐馆的主力:来自中国的劳务厨师和持“容忍”居留的难民,他们成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而他们都是在中国没有很高学历、没有社会背景的普通百姓。

 

在中国时,他们每月只赚取微薄的工资,随着物价飞涨,他们就连孩子的奶粉钱和学费都支付不起。如果不是为生活所迫,怎么会愿意离乡背井到万里之外的“折磨你”(Germany)。虽然在德国只能拿到比德国法定的最低工资还要低的收入,但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都要比正常情况下超出很多。尽管如此,他们的工资还是比国内工资高出几倍,所以他们还是任劳任怨地工作着,生活着。再苦再累,一想起国内的现实生活,也就坚持下来了。

德国中餐业界有个潜规则,厨师工资并不与他的烹调技术挂钩,而是根据他个人的居留身份和在德寻找工作的难易程度。虽然大厨是餐馆的灵魂人物,但有些餐馆的劳务大厨工资甚至都不如一名洗碗的难民,问题就出在“劳务”身份,他们在餐馆的工资和地位与那些持有德国长期居留的大厨相比堪称天壤之别。后者已在德国生活多年,对德国的工资标准、工作时间等规定都有所了解,如果工作不顺心,他们甚至可以炒老板的“鱿鱼”。而劳务厨师为了获得一份工作和劳工局的工作许可,甚至被迫与老板签署两份劳工合同:一份是欺骗劳工局的,高工资、高报税;另一份才是真正的、绝对不平等的合同,内容上与前一份大相庭径。而且根据德国有关法律规定,他们想换工作还必须得到老板同意,所以他们从一到德国就已经被老板的无形枷锁牢牢拴住了。

劳务厨师基本不懂德语,社交圈相当小,生活很单调,整天就是“厨房-住宿”两点一线。无论是开帐号还是就医,大事小事都要通过老板解决,久而久之就更依赖于老板。万一与老板关系相处不好,处境就很困难。所以他们总是迁就老板,尽力满足老板的要求,不希望在这四年的劳务时间内发生任何劳资纠纷,他们要以有限的时间多为自己攒点钱。许多劳工在高强度劳动下,自愿放弃每周一天的休息和每年一次的休假,用自己的健康换取一年几百欧元的加班费。更有甚者,他们还隐瞒自己的病痛,坚持工作,担心老板知道后会强制他们休息,从而受到经济损失。

尽管如此,劳工还算有一个盼头,每天都在为自己的在德生活倒计时。而难民群体,每天还要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不知哪天就会被遣送回国。就这样一天天地熬呀熬,有的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熬成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常人无法想像的,一些在德国持有合法居留的华人,甚至处境并不比他们好到哪里的劳务工还歧视他们,说他们是汉奸、卖国贼。其实,这些难民在难民局编造这些谎言,还不就是为了能留下来多挣几个钱?大家都是为了生存,何必同室相煎呢。

每当我听到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国了,就觉得可悲,世界上哪个“强国”的老百姓为自己能够生存下来要付出这么大的辛苦和牺牲?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拥有核武器、发射载人火箭、举办奥运会,我并没有感到自豪,相反感到特别的可怜、可悲、可惜。可怜那些本可以治愈的疾病、却因为没钱而失去了生命的同胞,可怜那些连温饱都没有解决的贫困地区百姓,可悲那在共产党洗脑般的灌输下而社会道德急剧衰退,社会上充满了暴力和欺骗:大街小巷经常可以看到因为一点小事而大打出手的情景,经常看到食品中毒或药物中毒的报道。可惜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与文化的中华大地,被西方引进的糟粕“共产党”给破坏得体无完肤。同胞,让我们默默祈祷,祈祷一个真正强大、繁荣的国家,一个真正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国家,不再贫困、受气和挣扎…… ˉ

周一, 14 09月 2009 22:53
这几天碰到一件比较令人感慨的事,让人觉得有些感想。 所以就来这里发帖,让各位达人看看。
上周碰到一个很友善老实的中餐馆大厨, 手艺不错,而且是老乡,就聊了起来。
听了老乡的叙述,感觉是人善被人欺。
这个大厨通过中介来德国的正式大厨,在慕尼黑的一家中餐馆已经工作2年了, 2年几乎都没有休息。整天在餐馆忙死忙活,而且还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以下说过大厨的叙述:
1 .按照合同, 每年是有21天的休假,但是2年了,我每年的休假都在加班,而且没有拿到加班费。
2刚到德国,老板每个月扣300欧元作为押金, 一共扣了半年1800欧元,原因也不说,而且没有收据。
3 从来没有拿到过工资单,每次都是现金工资结算, 所以如果在德国工作结束没有可能退税
4 克扣工资,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 合同是1800欧元一个月, 实拿700欧元。
大厨比较老实,和老板理论,老板就已辞退为由恐吓他, 欺负他不太懂德语。 我当时建议大厨去找一个律师, 但是貌似在德国是谁起诉,谁举证。 而我这个老乡大厨, 貌似没有什么切实的证据。
所以想问问各位达人,这件事该如何办,是忍气吞声,还是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
大厨本人的QQ1084578087. 希望个人能给他一个帮助。
同在异乡,中国人不能欺负中国人。
周三, 16 09月 2009 18:48
这位大厨应当首先书面(中文)给老板写信,先只是要求老板给予所有的工资单。如果不给,则可以去找律师,让律师责令老板写工资单。拿到工资单后,就可以算出实际应当得到的工资。于是:
一、根据工资单还有多少钱没有支付,
二、工资单上是否包含了加班费用。如果没有,就必须补加。
根据以上两笔钱,再书面给老板写一封信,算出上面的详细帐目,要求补多少钱。如果不补,就可以再找律师,要求对方支付这么多钱。再不支付,就上法庭。
通常情况下,如果当事人事先已经书面给对方写过信,则过后律师再写信的费用由对方支付。所以,自己给对方写(中文)信后一定要复印留底。如果过后老板抵赖说没有写过,就可以将这些信拿出,必要时让人翻译成德语,不必公证。
一位读者
BY Wodka
周五, 18 09月 2009 19:55
这里还有一个较详细的回复,希望对被剥削的大厨们有帮助:
http://www.dolc.de/forum/viewthread.php ... a=page%3D1

binger4229
论坛公民

8月16日不是德国大面积搜查了中餐馆吗?看来这家店没被查到。

我说说我知道的情况。

我最近就给一个大厨作过几次翻译。具体情况不便多讲,我只大概说说好了。

这个大厨来德国两年多了,一点外语都不会。平时被压榨的可以,一周就一天休。第一年来德国每个月才六百欧,第二年七百,现在是第三年了,工资还是一千以下。而与此相对的是,每周工作六天,早上十点开工有时候忙了,做完了晚餐,还要备料到夜里1,2点。老板是不帮忙的,而且也不加工资。欺负的就是厨师不讲德语,没地方申冤。而且更绝的是,这个厨师一直都清楚他的工资单上标的是1800欧,但每个月拿到的不到八百欧,还要在工资单上签字,签字后的工资单就被老板拿走了。所以,他现在要想告老板,我都私下里觉得他没办法举证。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证据。老板给他上保险,保税,都是报的1800,一点把柄都没留下。做事才是一个干净。连他每个月拿到的实际工资,都是现金。想告老板,没有把柄你怎么告?

我这边这个大厨现在很苦恼,因为老板把事情做绝了,一点后路也没留。厨师的签证上面写明了他工作的店名,就是说,即便他现在不告老板,想转家店重新开始新生活,都是不可能的。他的签证就决定了他在德国的命运,离开本家店,就只能回国。

~~~~~~~~~~~~~~~~~~~~~~~~~~~~~~~~~~~~~~~~~~~~~~~~~~~~~~
经历讲完了,再说说我知道的情况。结合了报纸上的和厨师本人说的。

德国这边的中餐馆普遍存在大小两份合同。一份上述1800欧月工资的,是专门给德国政府看的,是用来给来的厨师申请签证证用的。还有一份小合同,上面写的基本是第一年月工资650,第二年750,每年根据工作表现有递增可能性。但是具体增多少,以什么为表现好的衡量标准,都是随即的。

德国律师这边现在也没有明确表示,可以帮忙赢回至今为止的工资差额(差额指月薪1800欧-实际工资),而且厨师要上诉,想赢回的越多,支付的律师费用就越多。律师并不愿意免费援助。而且就他自己说,他以前有个同事厨师,因为类似的事情告过老板,结果没赢,具体为什么没赢他不知道,我也没办法在这里写。

我现在能给你这个朋友的建议是这样的:
1.你这个厨师朋友手里一定有社保单,sozialversicherungskarte oder nummer,先去Finanzarmt看看,每年的保税现在如果离开德国,可以拿到多少税回来。一般这种养老税,你厨师朋友的老板肯定是现在拿不到的,再者他可能也没有去做工作退税,所以,你朋友还可能拿回来一些原本属于他的钱。

2.如果打算告老板,就要联合多个同事,有同样经历的人越多,越有胜券把握。这里还要补充一点,一般,这种把事做绝的老板,都会定期转帐回中国。如果他德国帐户上真的没有多少钱了,那你官司可能赢了,也没希望拿回钱。因为德国人是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去到中国查帐追踪钱的去向的。

3.看看能不能换店。要是像我这边的这位厨师一样,签证事卖身契,那也没什么希望。

4.如果还想做最后挣扎,可以先尝试寻找德国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这种组织不受受害人的费用,属于政府机构。或许可以给受害人帮助,为无钱的受害人寻找社会团体募捐,并且寻找律师(不过律师是要钱的,即便幸运,能募捐到钱,钱也是进律师的口袋里。。。)

我也是个人,没能力帮忙,我知道的情况贡献上来,希望群众的力量能在该显现的时候显现出来。
BY Wodka
周三, 23 09月 2009 13:03
简介
德国中餐馆里厨师一个月收入650,每个星期工作时间78小时,随喊随到。可是相比大部分农民工,这份工资已经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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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的奴隶
斯派尔亚洲食馆:“除非得了癌症,不然你还得给我继续干活!”

有一天,爱军(音译)想要请病假。

“你得了癌症吗?没有的话就去继续工作!”老板对他吼道。“即使我杀了你,也没人知道!”

爱军这样叙述道。老板随手抄起一把椅子向他扔去,并拿着敲碎的瓶口威胁咆哮道,“你敢去报警,看我不捅死你。”

目前他在德国的职业生涯已升华到了‘沸点’。此外,爱军每天都得在斯派尔的亚洲饭店里工作至12点,烧饭、洗碗、拖地,还得洗排油烟机,而每个月的最高收入不过900欧元,这个数目明显低于在中国征聘时所承诺的。

近期在申请病假失败之后,爱军更意识到了这一点,功成名就告老还乡的美梦恐怕是永远成不了真了。这位厨师报案并提出诉讼,要求老板赔偿拖欠工资。负责此案的地方法院在处理工资罚款之前,先提出了侵犯生命安全的刑事诉讼。法院审理团的调查仍在持续。

爱军是否能拿到赔款,仍是未知之数。但至少对德国的检察院而言,这张来这个自于普法茨的受到劳动剥削的厨师告状令却是另有价值。因为迄今为止,警察仅是在调查遍布在德国中餐馆的保护费勒索案例。现在侦察员又把枪头瞄上了其他的刑事案件:二十一世纪的新型奴隶制。

百余名中国人被引诱到西方国家来,一部分的人在此受到血腥压迫。这是有组织的人口交易却并几乎不含风险。而受益最多要数这些以中介公司为幌子、实质走私人口的集团。饭店老板不过从中获得廉价劳工。

男性受害人,例如来自中国东部的江苏省36岁的赵振(音译)。

他和妻子、两个孩子、父母、岳父岳母居住在中国偏远城镇一个以烂泥为地的简陋的粘土茅舍里。在这块地里他自己养鸡种田。因为赵以厨师为生而赚来100欧元根本不够这么多人的生计。

有人透露,他可以通过某种工作介绍所到德国去当厨师,并可以在那里赚到10倍的工资。一个勤俭如赵的人在四年里最多可以存下25000欧元,对他而言可是一大笔财富。这不光是可以解决孩子们的教育金费,还可以让家里买一大所房子,如此诱人的机会,他心动了。

但他必须一次性付清约合于10000欧元的中介费,材料费和机票费。他向银行、亲戚和熟人借了钱,然后签写了两张合同,一张中文,一张德语。德语的合同他一字不识,但中介方的解释是,这仅是入境中的必要手续。赵申请了护照。

他带了8双工作鞋,15件衬衫,还有一些裤子。据他所知,欧洲是个昂贵的地方。他先坐车去了南京,然后再转去北京,在那里他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新老板等在北京的机场,一见面便收走了他的护照,他们之间没有多少沟通。

在饭店的厨房里,老板示范他,该如何做让德国人喜爱的菜肴。实事是这样的:“饭菜的质量还不如国内,味道糟糕。”客人们吃剩下的蔬菜,还被继续用在北京汤里,剩下的肉必须清洗,以便在第二天继续使用。“要我绝不吃这玩艺。”赵说道。

他还轮不到吃这些呢。他一个星期得工作七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23点,夜里睡在一个洗衣房里的床垫上,换来的却只是米饭,面和大白菜。第一个月末老板才给他300欧元。

“剩下的钱被老板扣留了,理由是所谓的保险费,以确保我不溜走。”赵说道。

当他向中介公司抱怨时,得来的只是这样的回应:“如果你不好好干活,我们就把你送回中国!”

第二部分:“洗碗,拖地,清理油烟机”

德国大概有10000多所亚洲饭馆,相对而言,廉价厨师的需求量巨大。多达于4000个中国厨师在亚洲餐馆里受煎熬。每一年有700到800的中国厨师获得工作签证,从德国劳动局对外专业审理部发出批准。

为了促进国家文化的多元化,签订了中德协定。据此规定,有合格证的特色厨师可以在德国最长工作四年。为此他们必须会做本地厨师不能够做的菜肴。

劳动局对外专业审理部审核他们是否严格遵守了条约规定。厨师必须具有厨师证和德语或英语的语言证书。入境出境的费用必须由雇主支付,工作时间、工资和度假权利必须遵守国家条例。

尽管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对于大量介绍中国厨师去德国工作的中介加紧看守,但德国国家机构仍对中国机关的可信度越来越表示质疑。

外地各机构在过去短暂的几年里拒绝了大量的由中介公司提出申请的签证手续,因为这些材料里明显含有水分。对外审理部的工作人员当时也质疑,这一张张看起来入木三分的证件,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真实的烹饪技术在其中。

“我们在寻找违法行为的线索。”审理部的贝娅特·拉贝说道。

厨师们赴德之前,在中国支付了昂贵的中介费,这本已是无良行为的开端。然后他们还得自己支付机票费,并私底下签下一张完全剥夺他们合法权益的合同。

合同里有如此一条约:厨师必须勤奋、努力并坚持不懈地工作;不得参与赌博活动;必须听从老板的吩咐。他必须清楚了解到,德国厨房里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输出。除此之外,他还得洗碗、拖地、清洗油烟机等等。如果谁有异议,就干脆不必签约。另有附带条约,不能由厨师方提出节约。

而雇主仅仅只是负责厨师的工作许可、签证和支付工资税。雇主要从第一年的工资中扣除1500欧元作为保证费。雇主决定工作时间和度假时间。这已经无意识地危害到厨师的身体和精神上健康。

最后雇主和雇员承诺合同内容不得透露给第三方。而具有法律效益的正式合同却仅仅只是用作签证用途,‘它不具有其他意义’。

王扬(音译)签署了两张合同。一张是给官方当局的,另一张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卖身契。一个来自江苏省的女子支付给两家公司约合9000欧元的中介费,继而得到了一个烹饪课程。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她将从一个很普通的厨师转变为一个特色厨师。

她远赴汉堡,她的新老板会在机场接机。一天之后,她立刻上岗。每天她要一刻不停地工作11到13个小时,每个月末却只收到680欧元的现金。比之前承诺她的要少得多。

47岁的贝哈德·威尔克是在萨克森州歌廷的一位律师。至今为止他的专业以交通事故、合同法和其他民法争执。直到两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向他申述遭遇的中国厨师。

期间,威尔克维护支持了60多名被老板欺诈并压迫的中国厨师。他在德国全国范围内提出了劳动争议的讼诉。有时这个诉讼过程是多余的,因为有些移民局也会让那些有自我保护意识的厨师顺利回国。由于工作原因厨师们很快失去了工作许可和签证,对雇主而言,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他们就不必为自己的克扣行为而担忧。

在威尔克事件之后,很多雇主争取与官方机构有良好的互动。有时他们会从中得到一些捷便,比如,签证材料可以在厨师赴德之后并开始工作之前补齐。

一个在莱茵普法州的中餐馆老板为自己与移民局一个工作人员有良好关系而自鸣得意。威尔克因而获得如此印象,这些有私心的公务员宁愿和餐馆老板交好,也不愿意关心厨师们的问题所在。

在斯派儿的爱军就是一个例子。有一个让雇主免受惩罚的工资规定条约。之后当雇员在一段时间没有提出异议,那么他对工资多少的权利也就自动失效。

由威尔克维护的这些厨师们,每星期至少得工作六天,65到94个小时累如牛羊般的干活,而他们到手的现金工资也就不超过600欧元。他们几乎从没见过工资单,与外界也没什么联系,连打个手机也得通过老板,以便于他进行电话操控。谁要是敢孤注一掷地进行反抗,那么后果就如同奥斯纳布鲁克发生的那一幕:群殴!

几乎所有的厨师在赴德之后都会被老板收去护照。据威尔克所知,有些护照甚至被作他用,比如,去赌博场上使用,或者转帐会中国使用。中介公司也可能利用这些护照非法将中国人带入欧洲境内。

对于这些餐馆老板而言,廉价厨师不外乎帮他们省下了大笔开支。根据合法合同的工资,雇主理应为39小时一个星期的工作量支付1900欧元的毛工资,而实际上厨师工作78小时却只得到600欧元。雇主由此每个月可以节省3200欧元。


Sklaven am Wok

Von Andreas Ulrich
Asia-Küche in Speyer: "Du kannst Pause machen, wenn du Krebs h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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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Küche in Speyer: "Du kannst Pause machen, wenn du Krebs hast"

Ausgebeutet, rechtlos und miserabel bezahlt schuften viele chinesische Köche in deutschen Asia-Restaurants. Sie sind meist Opfer systematischen Menschenhandels.

Eines Tages wollte Aijun G. sich krankmelden. "Du kannst Pause machen, wenn du Krebs hast", schrie der Boss. "Was kann mir schon passieren, selbst wenn ich dich totschlage?", so erzählt es Aijun G. Dann sei der Chef mit dem Stuhl auf ihn losgegangen, habe mit einem abgebrochenen Flaschenhals gedroht und gebrüllt: "Wenn du zur Polizei gehst, stech ich dich ab."

Das war der vorläufige Höhepunkt seines Arbeitslebens in Deutschland. Ansonsten musste Aijun G. in dem Asia-Restaurant in Speyer bis zu zwölf Stunden am Tag kochen, Geschirr spülen, die Böden wischen und die Abzugshauben putzen; für maximal 900 Euro im Monat und damit deutlich weniger, als ihm bei der Anwerbung in China versprochen worden war.

Spätestens nach der misslungenen Krankmeldung war Aijun G. klar, dass sein Traum, als wohlhabender Mann aus Deutschland in die Heimat zurückzukehren, wohl immer ein Traum bleiben würde. Der Koch erstattete Anzeige und klagte den entgangenen Lohn ein. Das zuständige Amtsgericht stellte das Strafverfahren wegen Körperverletzung vor kurzem gegen Zahlung einer Geldbuße ein, der Arbeitsgerichtsprozess dauert noch an.

Ob Aijun G. jemals entschädigt wird, ist damit offen. Doch zumindest für die deutschen Strafverfolgungsbehörden ist die Anzeige des geknechteten Kochs aus der Pfalz von besonderem Wert. Denn bislang ging die Polizei nur Hinweisen über ein weitverzweigtes System von Schutzgelderpressungen in deutschen China-Restaurants nach. Inzwischen aber haben die Ermittler ein ganz anderes kriminelles Milieu im Visier: eine Art Sklavenhandel des 21. Jahrhunderts.

Hunderte Chinesen werden in den Westen gelockt und hier teilweise brutal ausgebeutet. Es ist organisierter Menschenhandel mit hohem Gewinn bei geringem Risiko. Das Geld verdienen Schleuserorganisationen, die als Vermittlungsagenturen getarnt sind. Die Restaurantbetreiber profitieren von den niedrigen Löhnen.

Opfer sind Männer wie Zhao Zhen*, 36, aus der Provinz Jiangsu im Osten Chinas.

Mit seiner Frau, den beiden Kindern, den Eltern und Schwiegereltern lebte er in einem einfachen Lehmhaus mit einem Boden aus gestampfter Erde. Auf dem Grundstück hielt er Hühner und baute Gemüse an. Denn die 100 Euro, die Zhao in China als Koch verdiente, reichten nicht, um alle zu ernähren.

Bei einer Arbeitsvermittlung sagte man ihm, er könne auch in Deutschland kochen und dort das Zehnfache verdienen. Ein sparsamer Mann wie Zhao hätte so innerhalb von vier Jahren bis zu 25.000 Euro zurücklegen können - für ihn ein Vermögen. Die Aussicht, den Kindern eine Ausbildung finanzieren und der Familie ein größeres Haus kaufen zu können, war so verlockend, dass er zusagte.

Doch erst einmal sollte er selbst zahlen: umgerechnet 10.000 Euro für Vermittlungsprovisionen, Papierkram und die Reise. Er lieh sich das Geld bei der Bank, bei Verwandten und Bekannten. Dann unterschrieb er zwei Verträge, einen auf Chinesisch und einen auf Deutsch. Den deutschen konnte er zwar nicht lesen, doch der sei ohnehin nur eine Formalie für die Einreise, beteuerte der Vermittler. Zhao beantragte einen Reisepass.

Acht Paar Arbeitsschuhe nahm er mit, 15 Hemden und mehrere Hosen. Europa - das wusste er - ist teuer. Mit dem Bus fuhr er erst nach Nanjing und dann weiter nach Peking, wo er zum ersten Mal in seinem Leben in ein Flugzeug stieg. Sein neuer Chef erwartete ihn in Berlin am Flughafen. Er nahm ihm gleich den Pass ab. Sie sprachen nicht viel.

In der Küche des Restaurants zeigte ihm der Chef, wie man kocht, dass es auch Deutsche mögen. Und das ging so: "Die Qualität war schlechter als zu Hause, der Geschmack nicht so fein." Aus dem Gemüse, das die Gäste zurückließen, wurde Pekingsuppe gekocht, das übriggebliebene Fleisch musste gewaschen und am nächsten Tag wieder serviert werden. "Ich hätte das nicht gegessen", sagt Zhao.

Doch das durfte er ohnehin nicht. Für ihn gab es Reis, Nudeln und Chinakohl, dafür arbeitete er sieben Tage die Woche von 10 bis 23 Uhr und schlief auf einer Matratze in der Wäschekammer. Am Ende des ersten Monats gab ihm der Chef 300 Euro. "Den Rest hat er einbehalten, angeblich als Sicherheit, damit ich nicht weglaufe", berichtet Zhao. Als sich der Koch bei seiner Agentur beschwerte, hieß es nur: "Wenn du nicht arbeitest, schicken wir dich zurück nach China."

2. Teil: "Teller spülen, Boden putzen, Dunstabzug reinigen"

Etwa 10.000 asiatische Restaurants gibt es in Deutschland. Der Bedarf an billigen Köchen ist entsprechend groß. Bis zu 4000 Chinesen brutzeln in deutschen Asia-Küchen. Jedes Jahr wird zwischen 700 und 800 chinesischen Köchen eine Arbeitserlaubnis erteilt, zustimmen muss die Zentrale Auslands- und Fachvermittlung (ZAV) der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Um die kulturelle Vielfalt im Land zu fördern, gibt es eine deutsch-chinesische Vereinbarung, wonach ausgewiesene Spezialitätenköche bis zu vier Jahre in Deutschland arbeiten dürfen. Dafür müssen sie etwas können, was die Köche hierzulande nicht beherrschen.

Die ZAV prüft, ob die strengen Anforderungen erfüllt sind. Die Köche müssen Zeugnisse vorlegen und deutsche oder englische Sprachkenntnisse nachweisen. Die Kosten für An- und Abreise hat der Arbeitgeber zu zahlen, Arbeitszeit, Bezahlung und Urlaubsanspruch müssen dem jeweiligen Tarif entsprechen.

Zwar wacht in China die staatliche China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über die etwa zwei Dutzend Bildungsträger, die Spezialitätenköche nach Deutschland vermitteln. Doch deutsche Behörden haben zunehmend Zweifel an der Redlichkeit der chinesischen Institutionen.

So schloss das Auswärtige Amt im vergangenen Jahr vorübergehend zahlreiche chinesische Bildungsträger vom Visa-Verfahren aus, weil offenkundig Zeugnisse gefälscht worden waren. Mittlerweile weiß man auch bei der ZAV, dass der schöne Schein der Papiere nicht immer mit der Wirklichkeit am Wok übereinstimmt. "Wir gehen Hinweisen auf Missbrauch nach", sagt Beate Raabe von der ZAV.

Der Missbrauch beginnt schon damit, dass die Köche oft weit höhere Vermittlungsprovisionen zahlen, als zwischen den Ländern vereinbart wurden. Zudem müssen sie die Reisekosten doch selbst übernehmen, und ein geheimer Zusatzvertrag macht sie faktisch rechtlos.

Der Koch, heißt es in einem dieser Verträge, solle "fleißig, hart und beharrlich arbeiten", "nicht an Glücksspielen teilnehmen" und "auf den Rat" des Chefs hören. Er müsse sich darüber im Klaren sein, dass die Arbeit "in der deutschen Küche gute Körperkraft" voraussetze, außer kochen müsse er auch "Teller spülen, Boden putzen, Dunstabzug reinigen" und vieles mehr. Wer dazu nicht bereit sei, solle den Vertrag gar nicht erst unterschreiben, zudem sei er nicht kündbar.

Der Arbeitgeber ist lediglich verpflichtet, sich um Arbeits- und Aufenthaltserlaubnis zu kümmern sowie Versicherung und Lohnsteuer zu zahlen. Von den ersten Löhnen werde ein Pfand von 1500 Euro einbehalten. Der Arbeitgeber bestimme die Arbeitszeit und wann Urlaub zu nehmen sei. Er werde aber den Koch "nicht absichtlich körperlich und seelisch verletzen".

Am Ende verpflichten sich beide Parteien, "auf keinen Fall dritten Personen Einzelheiten über den Inhalt des Vertrages" bekanntzugeben. Der offizielle Arbeitsvertrag sei "nur für die Beantragung des Visums zu verwenden", er habe "keine bindende Kraft".

Auch Yang Wang* hat zwei Verträge unterschrieben. Einen für die Behörden und einen, der sie praktisch zur Leibeigenen macht. Etwa 9000 Euro zahlte die Frau aus der Provinz Jiangsu an zwei Agenturen. Dafür bekam sie Kochkurse, die sie in wenigen Tagen von einer einfachen Köchin zur zertifizierten Spezialistin machten.

Sie flog nach Hamburg, wo sie von ihrer neuen Chefin am Flughafen abgeholt wurde. Gleich am darauffolgenden Tag begann die Arbeit. Zwischen 11 und 13 Stunden schuftete sie täglich und bekam dafür am Monatsende 680 Euro in bar, viel weniger, als ihr versprochen worden war.

Bernhard Welke, 47, ist Rechtsanwalt in Gentien in Sachsen-Anhalt. Bislang hat er vor allem mit Verkehrsunfällen, Vertragsrecht und anderen Zivilstreitigkeiten sein Geld verdient. Bis er vor zwei Jahren an einen chinesischen Koch geriet, der ihm sein Leid klagte.

Mittlerweile vertritt Welke mehr als 60 Chinesen, die sich von ihren Chefs und den Vermittlungsagenturen betrogen und ausgebeutet fühlen. Er führt im ganzen Bundesgebiet Arbeitsgerichtsprozesse. Manchmal erübrigen sich die Verfahren, weil die Ausländerbehörden die Köche, die sich wehren, zügig ausweisen. Denn mit dem Job verlieren sie schnell die Arbeits- und Aufenthaltserlaubnis - für die Restaurantbetreiber die bequemste Lösung. Sie haben dann nichts mehr zu befürchten.

Viele Wirte bemühten sich nach Erfahrungen von Welke um gute Behördenkontakte. Sie würden dann mitunter auch bevorzugt behandelt, etwa wenn es darum geht, die Aufenthaltspapiere zu vervollständigen, die erst nach Ankunft der Köche und vor Aufnahme der Arbeit erteilt werden müssen.

Ein China-Restaurant-Betreiber in Rheinland-Pfalz etwa habe sich mit seiner guten Bekanntschaft zu einer Mitarbeiterin der Ausländerbehörde gebrüstet. Mitunter hatte Welke den Eindruck, als kungelten Beamte lieber mit den Restaurantbesitzern, anstatt sich um die Probleme der Köche zu kümmern.

So war es auch bei Aijun G. in Speyer. Es gibt eine tarifliche Ausschlussklausel, die den Arbeitgeber oft ungeschoren davonkommen lässt. Danach verfällt der Anspruch auf Bezahlung von Mehrarbeit, wenn er nicht innerhalb einer bestimmten Frist geltend gemacht wird. Die Beweislast liegt beim Arbeitnehmer.

Die Köche, die Welke vertritt, mussten an mindestens sechs Tagen in der Woche zwischen 65 und 94 Stunden schuften, ihr Lohn betrug meist nicht mehr als 600 Euro bar auf die Hand. Eine Lohnabrechnung sahen sie fast nie. Sie hatten kaum Kontakt zur Außenwelt, selbst das Mobiltelefon lief über den Chef, der damit auch sämtliche Telefonate kontrollieren konnte. Und wer sich dem Regime widersetzte, riskierte, wie in Osnabrück geschehen, den Besuch eines Schlägertrupps.

Fast allen Köchen wurde gleich nach ihrer Ankunft der Pass abgenommen. Nach Welkes Erkenntnissen wurden die Pässe teilweise von anderen Personen dafür benutzt, Spielkasinos zu besuchen oder Gelder nach China zu transferieren. Die Ermittler halten es auch für möglich, dass mit diesen Pässen Chinesen illegal in die EU geschleust werden.

Für die Restaurantbesitzer sind die Kochsklaven ohnehin ein gutes Geschäft. Steht einem Koch für 39 Wochenstunden ein Tarifgehalt von 1900 Euro brutto zu, arbeitet er aber tatsächlich 78 Stunden für 600 Euro, dann spart der Wirt pro Monat 3200 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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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迷路了。本来已经上了我熟悉的国道,再直着向前开,开到一个...

 

男人心(小说)

5.“宝贝你已经到了吧?怎么还不来电话???”

 

秘密武器(小说)

油画 /作者题图

 

归梦湖边(小说)

每当燕卿来到那个湖边时,她总是感觉自己是又走入了那个梦境。 ...